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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正定古城南的滹沱河景区。

河流是城市的母亲。很多城市都诞生在河边,由河流陪伴并孕育出城市的空间肌理和文化风貌。而石家庄似乎是一个例外,她是因铁路而生长繁衍起来的城市。

19世纪末,山西省决定修筑东出太行的铁路,东端起点经历了“正定府城—柳林堡码头—石家庄村”三次南移。因缘际会,石家庄——这个冀中平原的普通村落,获得了建成铁路枢纽的千载良机,她也因此于年跃升为河北省的省会。20世纪前中期,铁路的确推动石家庄迅速城市化。但是,因其远水的地理位置,似乎缺少了些许灵气和滋养。于是,近百年来,石家庄人开始了一种有意识的自我修复,修复她与滹沱河的关系。

如今,石家庄终于实现了从偏离河流到运河连接,再到北跨滹沱河的梦想,唱响了拥抱母亲河滹沱河的幸福之歌。

石家庄正定古城南的滹沱河景区。

石家庄人自称“庄里人”,称石家庄为“国际庄”,有自豪的情愫,却难免也有几分无奈和自嘲。回望在铁路运输大背景下的城市化进程,初期石家庄文化根脉延伸相对薄弱,肩负区域中心城市的重任,似乎略显底气不足。石家庄在成为河北省省会之前,对冀中腹地的吸引力客观上远不及天津、保定,甚至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没有超过古城正定。

年,清朝廷准筑卢汉铁路及其支路。次年,山西为“晋物外输”筹筑东出太行的铁路,为保路权选择与俄法同盟合作。正太铁路与卢汉铁路的倒T字形枢纽,初定于冀中传统中心——正定府城,这一选择是基于铁路修筑的水陆联运及利用原有城镇商贸基础的一般原则。李鸿章曾说,“凡铁道须由近水处生根,木铁机器均易转运,办一节有一节利益”。张之洞亦言:“根者,近水道、起大镇之谓也。近水道则物料运费省,起大镇则行尺行寸,皆有利益。”

正定府城有着年的历史,是“通荆豫徐扬百粤之孔道”,有滹沱河、子牙河水运直达天津,既便于筑路所需原材料的运输,也可保障通车后的投资回收。山西省考虑“所贷路款商借商还”及后期收益风险,仅向国外银行借贷了工程所需费用的2/3,为缩短里程、省去建造跨河大桥的费用,起点移至府城西南7.5公里、滹沱河南岸的柳林铺码头,“柳太铁路”即源于此。同年冬,经再次勘测,因“工程繁难,建筑费极贵”,起点再南移至仅有多人口的石家庄村,如此线路可再缩短12公里;并使用了与卢汉铁路标准轨不同的1米窄轨。至此,完全抛弃了铁路枢纽“近水”及“如遇繁盛之城市,则必经过之”的一般原则。可见石家庄铁路远离滹沱河的历史根源就是清朝国力式微。

年,正太线通车后,因窄轨无法直接并入卢汉铁路,运载货物必须先行卸载、堆库存放,再重新装车。这一卸一装却给石家庄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发展契机,围绕货物中转的装卸场、火车调度维修的车场等设施建设,这里开始了早期城镇人口聚集,并在两个火车站间以大石桥为中心的空间扩展开来。

石家庄村自身经济社会基础薄弱,且远离滹沱河码头,一般交通枢纽城市化所需的内外因素,包括自身的产业体系和外部支撑腹地,在短期内难以构建。20世纪60年代之前,海河流域腹地的物资主要水运到“三北中心”天津港,但是,山西省煤铁等物资及冀中地区炼焦、纺织等产品运至石家庄站后,或由卢汉铁路向南北转运,或用传统畜力运到滹沱河码头,外销范围受到很大制约。故而,石家庄车站卸载的物资是通过滹沱河、子牙河水运天津港,这也成为石家庄城市后续发展必须要补足的一个巨大漏洞。这项“石家庄—天津”水运行动,自20世纪20年代便开始谋划了。

石家庄古属中山国,司马迁在《史记》中形容中山国人“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女子则鼓鸣瑟”。近代,走出了冷兵器时代金戈铁马的石家庄人,依然秉承着先民不甘于命运的那股韧性、犟劲。开始寻找和创造滹沱河与石家庄的各种关联。

20世纪上半叶,石家庄发展依托的主要企业仅有正太铁路厂、井陉炼焦厂及大兴纱厂。从理论上分析,利用冀中平原“西河棉”产地优势,很容易发展纺织业,尤其是直隶工艺总局及正定、获鹿各县工艺局和实习工厂的创立,滹沱河流域的棉织业纷纷向小型工业化转变,至年,周边11县布匹年产量已达.7万匹,反映出石家庄所在棉纱市场的巨大潜力。但是,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原棉产地、棉纱市场两大优势并没有转化为石家庄城市产业优势。这一切,皆因石家庄远离水运码头,不能纳入当时棉花商品外销的主要通道——海河水运网络,难以与内部腹地、外部市场建立依存关系,以致石家庄培育新型城市产业体系的内力明显不足。

摆脱制约城市发展的瓶颈,走近滹沱河逐水而居,打造滹沱水运,渐渐成为“庄里人”发展壮大的关键环节。年的《开展石家庄商埠计划书》,被视为石家庄最早的城市发展规划,其中便提出了开通“石家庄—高家营码头—天津”内河运输线。当时,石津之间物资运输主要路线有两条,一条是转入京汉铁路,经北平转至天津;另一条是驮运至滹沱河码头,经子牙河水运至天津,因内河水运较铁路运输费用约低2/3。“平时晋煤由正太卸车,再雇大车运至高家营上船。”高家营成为当时煤炭、棉花等大宗货物水运天津的重要码头。为此,《开展石家庄商埠计划书》设想开挖总长7.5公里的运河,通过水闸解决枯水期水量,使高家营码头的船舶“直通石庄”。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计划并未推行下去。

此时,没有人能够想到,开挖运河,打通津石水运航线的计划搁浅多年之后,竟然由日本侵略者开始筹建。年,日军侵占石家庄,侵略者筹划利用石家庄铁路枢纽,建成华北粮棉和太行山矿产的集散中心,再将掠夺的物资经过天津港运往日本。为迅速将原材料运往天津,也筹划打通“石家庄—天津”间水运。“石津运河”谋划总长约公里,达到石家庄与天津间可直通百吨的小汽船的目标。该工程自年4月始至年抗战结束,完成了桃园村码头建设,规划中由码头至武强县小范镇汇入子牙河的运河,只修到了束鹿(今辛集市)与晋县(今晋州市)交界处。随着日军投降、国民党发动内战,修建运河的计划戛然而止,也未能最终完成。

新中国成立后,石家庄被赞誉为“开国第一城”,也有人说她是“新中国城市工作的试验田”。石家庄这座红色的城市,曾一度成为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城市发展样本。

石家庄是一座火车拉来的城市,她是红色之城,也是纺织之城、医药之城。年,石家庄城市规划提出了生产城市、华北地区中心城市的建设方针,职能定位是以纺织、医药、火电等为主导产业的中等轻工业城市,这极大促进了铁路公路体系的完善,同时,陆路对河运的替代作用也在加大。

当时,华北地区降雨量较大,洪涝灾害频发。为保证这座红色城市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国家铁路大动脉的安全,石家庄与滹沱河的关系同步进行着不断的调整。令人唏嘘不已的是,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滹沱河石家庄段开始断流。

洪涝灾害,威胁着铁路大动脉的安全;干旱断流,则影响着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早在年,石津运河工程就被改建成了石津总干渠,突出灌溉功用,服务农业增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防洪防涝并重”“进行农田水利的基本建设,以保证粮棉增产”水利方针下,滹沱河上游建造了多座水库、水电站,中下游则兴建万亩以上大灌区。上世纪五十年代末黄壁庄水库开始拦洪,至六十年代初岗南水库开始截水时,当地气候竟然开始转向干旱。此时,石家庄市区人口已突破50万人,以钢铁冶炼为主的工厂遍及全市。

随着石家庄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年,河北省会迁至石家庄,而滹沱河防洪工程体系逐步健全是前提之一。行政地位的提升,直接带来了市区人口机械化增长,带动了城市空间扩张。当时,为方便排污,新建的工业区主要位于市区北部的石津灌渠两岸;为减轻洪水威胁,城区主体则继续向东、南两向扩展。年,中国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后,石家庄城市污水处理与滹沱河污染治理工作,受到中央层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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